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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万人迷”的不同遭遇
——金庸笔下的悲喜剧
今天看到一个提问：问为什么韦小宝的老婆能和睦相处，而段正淳的老婆却自相残杀？觉得有意思，于是就看了看回答，却发现评论特别可乐。有的说，一个是成熟男人，一个是泼皮；有的说，因为韦小宝有主角光环，而段是配角；也有人说那是因为金庸成熟了。一路看下来，觉得手痒痒，再加上前几日就想写一点关于金庸的文字，以示纪念。但因为近期事情太忙，耽搁了。现下就借着这个话题铺开去。谈一谈，金庸笔下的这两部作品。
《天龙八部》是金庸作品中最具价值的一个作品，他是最体现作品的深刻性以及社会意义的。这部作品中时刻存在的一个主旨思想，叫作“无人不冤，有情皆孽”（陈世骧写于金庸信中语）。文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有离奇故事，从萧峰到虚竹，再到段誉、慕容复，没有一个的身世是正常的，没有一段爱恋是顺利的。而萧峰这一人物形象，更是带有了西方文学中的“原罪论”的意味。他的出身，让他注定是个悲情人物。这种写法在中国武侠小说，甚至整个中国文学中，都是颇为少见的。在这样的设定下，段正淳遭遇的夫人们不可能是和睦的，“冤与孽”才是整部作品的基调。整个作品中一直充满一个“破坏”的概念，把所有的道德的、正常的、标准的东西都一一破掉。这个通过虚竹表达的更明显。大部分的评论者，总说这部作品是代表了金庸先生的佛家思想，我却感觉这部作品，他更想反应现实，他一生经历的故事以及他内心的价值判断。
而《鹿鼎记》严格来说，这不能算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。更像是一部讽刺小说，一个艳福齐天，鸿运高照、富可敌国的人物，偏偏只是一个在极其低俗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无赖。他在文中所展现的各种手段招术，全无正道，却一路歪打正着，化险为夷，其实都是金庸对封建社会现象的一种反讽。而金庸先生到底想表达什么，其实在本书的第一回中就写清楚了。小说第一回父女谈论文字狱，作者借吕留良的口解释了本书题目的真正含义：“人为鼎镬，我为麋鹿”。其作品是在笑中醒世，在这样的写作意境中，夫人们自然是和睦相处才符合作品的立意。这种写法与《儒林外史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阿Q正传》有些类似，还有些欧·亨利的味道。
这两部作品，都属于金庸的后期作品，那时候的金庸想来也已经功成名就，有了相对成熟看世界，看人生的资本。更有了将自己的看法观点借助作品向世人表达的动机，甚至可能有让自己摆脱“武侠小说”这么个头衔的私愿。李敖不就从来不承认金庸是个作家么。当然，李也只是一家之言，但他也代表了某一些群体的看法。毕竟武侠小说，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并不高。甚至很多人不把这类作品认为是文学作品。所以，金庸的这两部作品，一个是把美好的撕给你看，一个是把荒谬的演给你看。查先生应该是希望通过这两部作品，表达出除娱乐性之外的更多思想。细读，还会发现这两部作品中，更有许多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里面，这里不便一一道来。总之，在我看来，这两部小说是金庸作品中最具份量的，如果只将其归类在“武侠小说”，私以为委屈了些。 己亥秋月 草于听兰居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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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0-12-20 20: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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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0-12-20 20:09
楼主
发表于 2020-12-20 21:02
倘是我，一定写的是张爱玲和林徽因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