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汝昌自传

巴山

      
         去年回老家，朋友拿来当地文联准备出版的杂志，上边记录了周先生回津南的趣事和先生的自传。花了两天的时间读完，感慨良多。其一 先生所写的旧时津南一带的风物我也熟悉。其二 丰富了老一辈间的传说故事。其三了解了红学大师的经历。其四 理解了先生对红楼的无限情。其五 最后终于明白了姥姥为什么有那么多兄弟姐妹。

     先生回津南的诗先记在下面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六云双翠九瀛洲，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落落亭台树影浮，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千顷湖烟笼弱柳，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何须艳说瘦扬州。

巴山

周汝昌先生这本自传的大旨，可用“梦里乾坤”四字总括。梦里乾坤，一语双关，它既可指先生穷尽心血研治的《红楼梦》及其包蕴的阐发不尽的魅力，也可指人生波谲云诡、苦辣酸甜诸般备具的况味。周先生以红学名家，但他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与造诣却远非红学家一词所能范围。

巴山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周汝昌自传：红楼无限情

    世上事，容易的极少，几乎无事不难；但从文字功夫上讲，其难莫过于自叙了。不过一般人 对此未必体会得到，也不一定承认。——这也就是为什么讲小说的人们(受了某种理论的影 响)极轻视自传性的著作，更不肯服膺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“自叙”这一真理，因而在理解 《红楼梦》之伟大的缘由上，失去了极重要的一条主脉而不自知，还在批判别人。
         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自序

　　不知缘何，人们颇喜读些回忆录性质的书。回忆者，事已成“史”，邈不可追，看它何用? 况且个人的回忆，如非伟人巨匠、政要高官，那生活、阅历的圈子很有限，又有什么真正值 得回忆而且值得一读的呢?我对此总觉有些疑而不解。最近忽有所“悟”：人从小孩时起就 特别爱听故事，此乃天性也，没有更好的解释。那么故事者，究竟为何物也?很明白，意思 就是“老时候的事情”，并无差错——至于后来把童话、神话、鬼话、编造虚构的“谎话 ”，一股脑儿都叫做“故事”，那无非是借用它作个泛称罢了。所以，回忆才是真正的 “故 事”。人们爱听，盖有由也。

　　您此时打开的这本书，够不上“回忆录”，只是些片片断断的小“故事”。

　　我非伟人要人，写这些有什么意义或意味呢?那就在于您用什么尺码和眼光去衡量看待了。 比如我小时候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见的、叫的、经的、历的……没有一样是与现时相同的，一写旧事老话儿，处处得加“注”了，不然已经没人懂了。我生于民国七年，岁次戊午，而那时没人说“我生于1918”这类的话，更没有什么“公元”的名目加在年头上。那时买东西 花的钱是“银圆”和“铜子儿”(也有“铜板”之称)。老头儿很多不是光头，而是“留个帽 缨子”——什么叫“帽缨子”?清帝“逊位”了，男人不再留长辫子，剪了去，脑后的那“ 片 ”头发还在，“披松”着(俗语谓随便松散、不加梳理)，像清代官帽上的红缨子也。试问： 这不加“注”，您懂吗?

　　老太太是小脚，走路时两臂的宽袖要左右挑起来“助势”而成“走姿”，或一臂扭起来，腰眼灵活，很好看。少女不叫什么姑娘小姐，称“闺女”，裹脚的还很多，一概留大辫子，那种端庄淑静的气质很美——没有“满街跑的”(此为讥笑女孩子的话)。

　　家常生活用具是木器与铜器居多。铜器今已绝迹久矣，那时脸盆、火盆、手脚炉、茶壶、家具箱匣上所有“四眼”、蜡扦、佛前的磬、锁钥……处处是铜的。衣服鞋袜，都是“家做”，妇女一针一线苦工所制，有钱的城里人才到鞋店、衣店去买。袜 子中老年人还多是布缝的，“时髦”的才穿“洋袜子”——是线织的，不禁磨，很快露出大 脚后跟，谁也没财力几天换一双新的，得用布补——补得不好极难看!可真是个大烦人的事 ……
　　这些，说三天三夜也完不了，不“回忆”怎么行呢?——什么叫“历史”?难道就是些朝代名 、地名、人名、事件名……吗?那有什么好看、好听的?

巴山

这么一说，我这琐末的“故事”，竟然也会“有趣”了。
　　“看官”读我这片段的故事，就会发问：此人到底是个何等样人?总得有个大概的“定义” 、“定位”、“定品”才是。我也时常自问：我是何如人?这回答又易又难。易，只一句 话： 书呆子也。难，比方就看完了这本书，也未必说得清是一个什么样式的书呆子，有何特点? 有自己的人生观吗?理想何在?毛病缺陷都是怎样的?这就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”了。
　　只说人生观吧。明朝的书画大名家唐伯虎(寅)，人称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。可是他自号“ 六如居士”，这是何所取义呢?大约是《金刚经》的典故，那个偈语很有名：“一切有为法 ，如梦、幻、泡、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六如者，此也。
　　更妙的，是传闻沪上已故名画家某先生曾藏有一件石雕水盂，镌有“二如居士”之款识，传 者谓是曹雪芹遗物。若然，这可巧极了，雪芹堪膺“江北第一风流才子”的荣号，他也明白 六如的意思并从而翻用变用之——“二如”者，如梦如幻也，正是《红楼梦》卷头“作者自 云：曾历过一番梦幻”的注脚了!
　　两大才子，他们真的将人生“参透”，视为“六如”、“二如”了吗?我怀疑。比方雪芹若 真看破了尘世一切，诸相皆空，那他绝不会再“滴泪为墨，研血成字”地去写什么“红楼 ”之“梦”。
　　梦，假名也。此梦指的正是真，是实，绝非虚无飘渺也。
　　我引来这些，是为了表明，我不以为我回忆的人、物、事、境都已成“梦”。不然，都很真 实，历史永存。
　　这种不承认梦幻虚实的死硬脑筋，在佛家看来就叫做“痴人”，执著人生，痴迷不悟——不 觉 (ｊｉàｏ) 不醒之义也。而在世间，这也就是书呆子气了。因为对人生太 认真。
　　书呆子的真定义不是“只会抱书本”、“纸上谈兵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他事事“看不开” 、“想不通”，人家早已明白奥妙、一笑置之的事情，他却十分认真地争执、计较——还带 着不平和“义愤”!旁人窃笑，他还自以为是立德立功立言。
　　书呆子的另一“特色”是十二分天真，以为世上没坏人，没心地险恶的卑鄙小人，没专门损 人利己的无道德无情义的人——更以为世上没有假文人、假学者，没有借了“学术”去招摇 撞骗、到 处捞名取利的人。他遇上这种人，不知识别，还以为可与深交，结果让人家利用了之后，再 以打击攻击贬抑排挤为“报答”。
　　书呆子谁写得最好?我推文康在《儿女英雄传》里写安公子安龙媒(骥)，这傻瓜因父遭受诬 难，带了银子远行赎救，丝毫不谙世途人心之险厄，老仆华忠的谆谆嘱咐是：“逢人只说三 分话，未可全交一片心!”于是他牢牢记住——等到十三妹何玉凤问他带了多少银子时，他 就按实数算出“三分之一”来向那不识面的女子“报账”。这简直写尽了书呆子的一片“老 谋深算”和煞费苦心。
　　但我无法与人家公子相比，我一见了人，就忘了“三分话”的忠告，却总是倾心吐胆，一片 心全 部交出。人家一听便知：这倒是个傻瓜，好对付；心里早已有了盘算：今后如何来“使用” 之。

　　书呆子之可笑如此，可怜亦如此。
　　幸而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古语云：傻人自有傻人福。我也有“福”。这“福”就是到处有好人 暗中护念扶持——算命的常说，“犯小人”，“有贵人”，似乎真有此理。我既犯小人之忌 ，又得贵人之助。这也可谓“得天独厚”了，还不该“知足常乐”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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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大半生，求学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三阶段因战乱、沦陷，失学废学共计十余年之多，挣 扎到大学毕业，已年华老大，别人无此例，多少不同班次的同学都已功业成就了，我是个最 不幸者。但我学业成绩好，从高中起，凭奖学金上学，没花过家中什么钱(一个破落的旧式 大家庭)。再说就职工作，也很奇特：都是人家找到我，而不是我的努力求职所致。平生工 作 三大阶段：一高校教书，二出版社编辑，三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，都不是我自己去求职的。 有特聘，有特调，有商请。我若说自己耻于钻营谋求，就会有自夸之嫌；如谓自己根本不会 钻营奔竞，则并无任何嫌疑可言。
　　例如，在大学做“自助工作”(即今之“打工”是也)，是外国研究生找我，帮他(她)们读古 书。到华西大学去教翻译，是因一篇英文论文的“因缘”特电来聘。到人民文学出版社，是 冯雪峰请中宣部特电川大调京。入中国艺术研究院，是因友人一句话相邀而成议的(我双目 损后，协和医院主治大夫张承芬女士，三次主动给我开出证明书，说再不可做编辑工作了。 我还是并未辞职，社方也并未“处置”我。我仍想回高校教课，亦未定。适胡文彬先生来访 ，对我说，还是进研究院，和我们在一起吧!因此这才决定调职的——笔者附注)。
　　再例如，出版著作也不是我去求人，皆是友人主动办理或出版社来索书稿。
　　我在患难、险困中，总有好人予以暗中的呵护帮扶。遭到无端的诬谤攻击，其势汹汹，又总 有正义之士代为抱打不平，说几句公道话或揭示真相。
　　所有这些，还不是“贵人”是什么?如以为那是迷信，则可以不用彼语，就讨个自大，说是 “吉人天相”，大概也还使得吧?
　　自己为人脾性有毛病，有怪癖。因为实在很多，难以尽举，况且亦难与人言、不便昌言者， 故只随手记其数端，豹斑鼎脔，又何必求益求全乎?
　　不知为何，我极惜纸，怕看见人糟蹋纸。自己有纸也舍不得使，破纸条、包物纸，都存着“ 备 用”。张中行先生撰文写我，说我写信用的纸都是大小破烂的纸片，就说我这么“不在乎” 整 洁，是“六朝人物”(此外他写我耳目皆损之可笑，比如咫尺间不识对面谁何，比如打雷也 如无所闻，别的就没什么可言了)。
　　我又极爱汉字，看见破坏、丑化、作践汉字的现象，都很难过，认为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不幸 。特别喜爱民间无名(不留姓名)的良工巧匠，手工玩具，年画，灯彩，鼓乐， 盖庙的，塑像 的，壁画的，刻木的，雕玉的……都是大师，都比文人可爱可珍，我简直是崇拜他们——也 替他们抱屈。

　　我不是“宰相”或权位者，说自己“爱才”有点儿不太对劲儿，但我实实是惜才重才——见 人有一善一长，也心喜意惬，愿为之揄扬说项。因此给人作序，写评职称的鉴定，甚至调工 作的请求信件，写信，倡和……绝不自惜一点儿力气心血。为此，有时朋友评我热心太切， 往往称赞过高，惹人讥议，劝我加慎，宜识人辨品。其言极是，可我终难改过。给一些人效 了劳，他们过后如陌路人，连个纸片也不肯回赐了。这也是我的“报应”吧?
　　我很乐意为人解困分忧，也救过人的命 参看《水寨奇遇记》篇〔附记〕。 。 “不干己事休开 口 ”，怎么“自责”也办不到。因此得罪人，也受报应 。更不幸者，当然也会遇上“中山狼”一类可怕的人物。
　　以上，都是书呆子的脾性，可为明证。
　　我崇拜中华文艺史上的“三圣”：书圣王右军，诗圣杜少陵，稗圣曹雪芹。此外也顶礼“二 山”：晚唐诗人李义山(商隐)与北宋词人晏小山( 几〔ｊī〕道 )。
　　我酷爱美玉，酷嗜民族音乐戏曲。
　　除了咬文嚼字、弄笔掉文，我什么也无能为，也不会做。“生活不能自理”，十足的废物一 个。我坚信今后的时代社会，绝不会再出现我这样的人了。
　　诗曰：
　　一介书生总性呆，也缘奇事见微怀。
　　岂同春梦随云散，彩线金针绣得来。
　　写于庚辰七月中元节前

巴山

          楔子   
            上
我怎么会和《红楼梦》缔结了文缘?不可思议。也许这并非“文”缘，而是“灵性已通”的感悟之缘，亦未可知。因为在中华文化上讲，聪颖智慧之更高层，还有精神交流的天人合一之事理，这在我们叫做感悟，曹雪芹采纳了晋代艺术大师顾恺之的用语，叫做“通灵”，也即是交感而悟知的意思。人的精神活动，有此一义，并不玄虚，更非神秘。人之所以
与其他动物有别，最要者就是赋有一种灵性——就是能感能悟的能力。此能力与智与慧不无关联，但不等同；比如有人“智商”很高，记忆力特强，推理逻辑极周密……他会成为杰出的自然科学家，但不一定都能有“灵性”，感悟性较差，这种例子所在皆有，普通现象也。
　　鄙人出身寒微，有些人误以为是书香门第，那相差太远了。寒门坐落天津与大沽之间的一个村镇名曰咸水沽——水实甚佳，一点也不咸；听说大港那边有一处叫甜水井子，水却苦而不甜，相映成趣。咸水沽地处旧海河大湾之东南岸，为天津府八镇之一，属七十二沽之列。这一带“起家”的都是养船户，劳动人民。伯祖父周锐，本是大船户韩家的一名伙计，其后成了创业人，自己有了大船。船走渤海，以运贩关东的粮、米为主，辛苦而担险，却有利润— —于是成了地主。我不幸出生于这个家庭，所以“文革”挨批斗时，“革命者”叫我“狗崽子”。这种出身，甚不光彩。所以怀有自卑之感，自觉低人一等。
　　这个地主家庭有一个“花园子”，不想它和《红楼梦》发生了一种出人意外的联想。
　　原来，这家地主很特别：没有佃户，也没有粮租——因为地是海滨沿子的盐碱地，不能耕种，只有小片浅水处，可生芦苇杂草。地主不是良田万顷，是草洼子主，只有租户割了草归他所有，纳草若干为“租”。地主收了“进”来的草，须有个地方存草，于是家里有了一处存草地。我从小耳闻的，就是天津人说的“草火〔柴火〕园子”。
　　伯祖父最爱胞弟周铜(我之祖父)，说跑海船太不容易了，现时已有吃的、住的，你不用再去受罪，在家里照管照管吧……
　　我祖父一生没“做事”、“任职”，享了哥哥赐予的大福气。他酷爱文学艺术，禀性不俗。因见草火园子里本有像是从明末遗存的古树(还有大果树)，就将计就计，引泉搭桥，堆土作亭 ……还盖了一座小楼，名之曰“爽秋楼”。又因内供魁星，亲友能书者又赠一匾曰“旭升阁”。雇了伙计、把式，看园子，管花木，竟然经营得颇有可观。在这一带(俗称海河沟儿里)，这是独一无二的!因此出了点儿小名气。听老年人说：庚子乱世那年，此地为日本军占驻，在日本人眼里口里，“修家”(日语把周念成“修”)花园堪称一景。但家里人始终只叫“草火园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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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我几岁时，母亲就常给我讲园子的旧事，令我神往。母亲说：老八爷(祖父大排行第八)不回家，就住园子里。那时候园子可太好了，花草树木好看极了!每到花盛开时，他总是把全家各院(族大人多了，分住多处，以某院呼之)的闺女媳妇们叫去，一齐去看花。这些年轻的，不像如今这么不讲究，都要打扮起来——当年那样的衣裳和梳妆，你哪里知道，见过?那一大群真是花团锦簇，老八爷看见我们来了，高兴极了，带领着各处游遍了，还给讲这叫什么花、那是什么树。我总说，那真像《红楼梦》!
　　母亲的话，我并不全懂得确切，可是总也难忘，总在“想象”那个境界。
　　母亲还说，老八爷喜欢的是西院的那些侄子侄孙们，爱他们的风流才藻，诗文书画，吹拉弹唱，件件皆能。不喜欢你爸爸，嫌他古板儿，没才气(拘拘谨谨，朴朴素素，不会什么)。最爱西院四先生(谓我之堂兄，号雨臣)；四先生爱看《红楼梦》，见人就讲一段——“这鸭头不是那丫头，头上哪有桂花油!……”
　　母亲回忆，仍然那么津津有味。我听了更不懂是怎么回事，可是也怪，总记得这些话。
　　 中
　　小时候家里的“小说环境”很有趣：父亲(名景颐，号幼章)好《三国》，炕桌上总有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不知何版，插图极精，常常翻看一回，懂得欣赏那种铁画银钩的白描“版画” 式的工笔画，但对内容没有兴趣——不喜欢你争我战。父亲还在西邻的文华书局买了一本《小三国演义》让我看，是世界书局编的一套通俗节本，这小书也很可爱，可是怎么也没引起我对“三国”的真兴趣。母亲(名李彩凤)则专好《红楼梦》。
　　三哥(名泽昌，字雨仁)自幼是个小说迷，他买了大批“闲书”，小字石印本，武侠类、济公传，杂七杂八，并无高雅之品——那时锁着，我也并未多见。
　　因听母亲常讲《红楼梦》，她又正有一部《石头记》，我就试着看。可是一开头就读不下去，什么“作者自云……”一大篇，觉得沉闷乏味，看不下去——很晚才考知那是“回前批” 混入正文，正文真正开始是“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来……”这才真像“说书”。如此试了多次，都失败了，掩卷而罢。到底从何时才真坚持读下去?是否一次就读完整部?恐怕也不是，一切记不清了。但是从十五岁(虚岁)上初中，自学作诗填词，那“格调”全出《红楼梦》——诗的七言句像“葬花吟”，小令的句法像“柳絮词”!这表明那时我并非草草翻看、浮光掠影了，着实受了些熏陶浸染。
　　1935年考入南开高中，同屋好友是黄裳(学名容鼎昌)。现已记不清由何引发，谈《红》忽然成了我们两个人的课余共语的一大主题。我曾有专文名为《黄裳"我"红楼梦"水西庄》，记叙当时少年意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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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发这些，休息去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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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   楔子
            
          下
　　以上所叙，“红学”之渊源也。然我之平生，下工夫最多的却是诗词学与书法学，如不讲及 ，实则难符“观人必以其全”的道理了，是以也宜粗记这两个方面的种因与萌芽。
　　寒家无书，幼时即有求书的渴望，问父亲怎么咱家没书看，父亲答说：本有些书，在西院里 ，他们学问都富，后来你大堂嫂一把火都烧了!
　　我听了，又去问母亲，想知道西院的旧事遗闻，母亲说，大先生(当时对我们这一辈大排行 都这么称呼)是个风流人物，才气过人，不拘小节，可是你那位大嫂子不喜欢他，嫌他没能 耐，什么(世俗事务)也不会，说：都是书把你害的，成了书呆子!我烧了它!
　　…………
　　我们那一方，老时候不讲妇女教育，大多数是无知识，也缺乏正当的教养，可以兴叹。
　　且说大堂兄，本名周湘，表字春帆——只听听这名这号，就是一片诗情画意了，可见我们虽 是村镇船家，那文化气味确实不俗。母亲对西院的几位堂侄各有才华，常致赞赏之意。
　　因此，自幼苦无书读。父亲因家计不裕，人口多而收入甚少，诸事极俭，也从未有过给孩辈 买本新书的念头。
　　于是我只能在“本处”(家里)乱找。说来可怜——父亲“书斋”里所有的“典籍”书目是： 一部《古文观止》、一本《千家诗》、一函石印的写刻本《郑板桥集》。
　　这让人家听了，岂不“大牙笑掉”!但事实不容“打扮”，我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长大的 。
　　谁知，就是这么“寒伧”的条件，这么一小点儿“文化颗粒”，竟然也对我发生了影响。假 使连 这也无有，事情也许就会变样子。因悟不论家庭文化环境如何，父母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多 给儿童添置一些优秀读物，实不可漠然视之，关系是太大了。
　　那本《千家诗》是村塾陋册，木刻小窄册子，毫不精美，可是那些诗，尤其是七言绝句，引 我入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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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也能作诗，北方人，却对入声字(属仄声)一个不会错，不知怎么学的；但他不是“诗人 型 ”、“才子型”的人，也绝口不教孩子声律之事。我的“诗感”也是从母亲那儿得到启诱的 。
　　母亲是独生女，我之外祖父恰如我的七爷爷，是养船创业之人，无嗣，将遗产全交给了弟弟 (乡语四姥爷)，女儿并无继承权。我母亲自幼慕学，但只能听家塾中族兄弟的读书声，心神 向往，尤其喜爱那吟诵(今曰“美读”，不是“朗诵”的那白话腔)唐诗的音韵。她还能仿摹 几句，我记得的是“雨来沾席上，风急打船头。越女红裙湿，燕 (ｙāｎ) 姬翠黛愁。……”那全是北土豪迈健爽之声腔，抑扬顿挫，好听极了!
　　她也能背《千家诗》里的七言绝句，如：“月移花影上瑶台，几度呼童扫不开。刚被太阳收 拾去，却教(ｊｉāｏ) 明月送将来。”慈母的诗教，对我幼小心灵的赐予，终身难忘 。
　　至于郑板桥，他的诗词自然还不能全懂，但感觉上是此人的文笔清新，有真性情，有点儿喜 欢。
　　应该补一句：父亲还有一部《诗韵合璧》。从这书里，自己摸索，渐渐地自悟了韵脚与四声 的道理——没有一个人教过我一句有关知识学问。
　　父亲在故乡一带，书法的名气不小，一年到头，求字的络绎不绝。父亲的字，功底是欧楷， 笔墨扎实之极；然后习行书，则认上了东坡。